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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城彩票瑞士人的瑞士表

2019-10-01 20:40

  “瑞士人最大的心愿是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,住在自己的小花园里,按自己的节奏,过自己的日子。但是,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,瑞士不可能不变,也许不那么戏剧化,没那么快,但这已经让很多瑞士人感到不安。”这话是瑞士一个老作家跟我讲的。他叫胡戈·罗彻尔,老人家快80岁了,一个人住在苏黎世河畔的一幢老房子里,心脏不好,每一激动,连着心脏的监视器就发出呜呜的声响。

  瑞士人生产全世界最昂贵的手表,但深入到瑞士人的生活,你会发现,他们自己戴的都是Swatch、雷达。花500瑞士法郎买一块表,对他们来说已经挺贵了。

  每年的巴塞尔表展,巴塞尔附近的酒店都会人满为患,而且极其昂贵。我们只好住到伯尔尼的一家小旅馆里。

  火车到伯尔尼的时候已是傍晚,天空开始下起小雪,街上几乎看不到几个行人。伯尔尼是瑞士首都,但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却是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。我一晚上无法入睡,不知是因为时差,还是那习惯了喧闹的耳朵,在这样的宁静中患上严重的水土不服。

  第二天,我把这种感觉告诉曼努埃尔·萨尔赫利,蓝眼睛的外交官哈哈大笑。他说,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,也被北京的喧闹吓坏了。“每个人都很忙。中国人似乎都认为,明天一定比今天好,后天比明天更好。所以大家都奋不顾身地奔向明天。”

  瑞士人更愿意悠然自得地活在今天,他们希望时间的脚步越慢越好。也许这是因为做瑞士人太简单了。这里空气清新,街道干净整洁,火车准点发车,整个社会秩序井然,月收入低于3000瑞士法郎就算穷人了,政府会给你补偿金,根本无需为明天焦虑。不过,说来也怪,瑞士的自杀率排名世界第二,仅次于日本。

  曼努埃尔的办公室就在伯尔尼的国会大厦附近,属老城区,周围保留了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。据说,这里的建筑原先都是木质的,600多年前因为一场大火而全部毁去,重建时就改成了石头的建筑。因此,整个城市就有一种很厚重的感觉。

  100年前,爱因斯坦就住在不远处的一条街上,他很喜欢伯尔尼,这个城市让他产生了“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想法”,这一想法最终促成了“狭义相对论”的诞生。这种说法不知有多大的可信度。但是,从他的故居走出来,只要几步路就能看到伯尔尼的“钟楼”,那个60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报时的大钟,为他思考时间的本质提供了某种灵感,恐怕是毫无疑问的。那个钟上至今刻记着它被打造的年月:1405年10月,但在钟下感慨滔滔逝水、急急流年的人却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。

  曼努埃尔出生在伯尔尼附近一个小村庄,整个村子就3000多人,他在伯尔尼读大学,毕业后在Swatch集团做过工厂经理。总之,很纯粹的一个瑞士人。年轻的时候,他是个表痴,家里收藏了80多块表,直到今天,不时还会拿出来把玩一番。对他来说,机械表是一种高度情感性的东西。

  曼努埃尔的头衔很有趣,叫“瑞士形象办公室主任”,隶属于瑞士外交部。他的工作好像就是在世界各地广建“瑞士屋”。去年奥运会的时候,他们在北京建了一个“瑞士屋”,花了400多万瑞士法郎。明年世博会还会有一个更大的。我有点怀疑这样的铺张浪费是不是有违瑞士人低调节俭的美德,但他说,“瑞士屋”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瑞士。

  外国人对瑞士的印象通常都很好,但实际上却常常是一无所知。他在中国搞过一次调查,其中一个问题是,当你想到瑞士的时候,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?40%以上的中国人选择了“手表”,其次是军刀、银行、巧克力。

  其实,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做这种调查,得到的可能都是一样的结论。瑞士是一个被高度符号化了的国家。钟表、军刀、奶酪、火车、巧克力、银行、高山、海蒂、奶牛,甚至一种叫Helvetica的字体,随便挑一个出来,都可以与典型的瑞士品质对应起来。但是,到底什么是瑞士品质呢?好像又没人说得清楚。

  一位苏黎世作家在18世纪末就写道,“瑞士很特殊,我们是被这个世界选中的”。其实,从严格意义上讲,瑞士都不能算一个国家。在瑞士,有着各种各样的瑞士人,伯尔尼人、苏黎世人、提挈诺人、巴塞尔人,他们说不同的语言,有不同的习俗、个性和价值观。如果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,它的共同点可能比瑞士的共同点更多。问题是,到底是什么让这些瑞士人走到一起,他们共同想要的是什么呢?

  曼努埃尔推荐我读彼得·比赫索的一本书——《一个瑞士人眼中的瑞士人》。我是回国后才在网上找到这样一段摘抄:

  说到瑞士,我首先想到的是位于汝拉山脚下的索洛图恩。伯尔尼州和阿尔高州的部分地区离得并不远,我在那里也感到并不陌生。如果我去巴塞尔、苏黎世或卢塞恩,我还可以听得懂人们说话,并找到一些共同点。我还是使用同样的货币,我并没有出国,但我却觉得不很自在。在瑞士西部和提挈诺州,我就觉得更陌生了。我不会讲意大利语,法语也不太好;但货币始终是一样的,价格和规定也都差不多,士兵都穿一样的制服。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:提挈诺人,讲法语和讲罗曼语的人跟我们一起。

  直到后来我在苏黎世遇到汉斯·托布勒先生,看到著名默剧团“魔力无极限”(Mummenschanz)的表演,我才明白,让瑞士人走在一起的,不是某种共同的独特性,而正是对差异性的认同和包容。瑞士人的身份是移动的,而不是固定的。在政治上,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;在文化上,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表达;他们不接受某个大人物的权威,但每个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、自己的文化不是唯一的,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平等的观点和文化;无论一个联邦有多小,他们拥有相同的权利。

  也许只有在这样自由、独立但又彼此尊重的社会气氛里,才能诞生“魔力无极限”。这实在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剧团。37年了,他们在世界各地巡演,但人们始终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语言去解释它。它是魔术、舞蹈、戏剧、美术,又是幽默剧、哑剧、卡通剧、儿童剧。它没有音乐,没有语言,只有抽象的造型、黑白的颜色、奇怪的面具,有时候它是一个大嘴巴,有时候是一只大手,有时候是两个大插座的爱情,有时候是两个记事本在吵架,有时候就是一个管子,而这个管子空荡荡的那一头居然会有悲伤的表情。

  他们的表演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部法国动画片《巴巴爸爸》,那种随心所欲的变形中,给人一种巨大的创造性的快感。他们看上去就像外星生物刚到地球,一脸的天真、淘气,充满好奇。但无论怎样变形,我们都能从中认出自己的喜怒哀愁。

  3位表演者都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,再加上一个60多岁的经理汉斯先生,简直是一个老年帮。汉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,他本来经营一家化学工厂,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,但他的子女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手他的事业,只好把工厂给卖了,从此追随“魔力无极限”剧团,天涯海角,希望更多的人能欣赏到“魔力无极限”的表演。今年5月,他们会到中国表演。

  巴塞尔是瑞士最古老的一座城市。这几天,这里一反往日的宁静与低调,表展门口停满了奔驰、法拉利、劳斯莱斯……这样的奢华与排场,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很少见。

  正当我困惑于为何面对满屋的稀世珍品而毫无感觉时,宝齐莱的老板托马斯·莫夫给我上了一课。他告诉我,“真正的奢侈品不是随处可见、随处可得的。你想要好酒,超市里是买不到的。如果你想要好的家具,就不该去宜家。以全世界为范围,你能在5000家店铺里买到豪雅,但只能在350个店铺里买到宝齐莱”。

  当我在一个展厅里,触目可及全是百达翡丽、劳力士、肖邦、宝玑时,名表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消失了,好比你把无数美女集中在一个房间里,同样会产生审美疲劳,丧失判断力。

  今年凡事讲究低调。所有的厂商都试图淡化经济危机的阴影,但现实情况是极少有厂商肯花巨资在机芯的创新上,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经典表款的基础上稍做翻新,像百年灵的航空计时表(Navitimer)、欧米茄的登月表、劳力士的GMT Master、宝珀的五十英寻潜水表(Fifty Fathoms),百达翡丽也只是用玫瑰金重新打造了几款旧表而已。不过,这种策略是经过时间考验的。萧条时期,人们对于花哨东西的兴趣大减,而更青睐于持久、经典、高价值的东西。因为你不是在花钱,而是在投资。

  整个展厅里,劳力士是最气派的,展台比百达翡丽大了一倍不止。上个月,法国广告界大亨雅克·赛盖拉也不知拿了劳力士什么好处,突然语出惊人:“任何人在50岁之前还没弄到一块劳力士,就算是废物。”其实,不用他那么卖力,劳力士在钟表业的地位早已固若金汤。它每年生产75万只手表,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全部组件的钟表公司。如果你要买一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表,所有人都会劝你买劳力士。这样,黄金城彩票。就算你在澳门赌场输了钱,拿劳力士是可以直接换钱的,算是硬通货。

  雷达的整个展厅设计成黑色,据说是要表达一种神秘气质。他们今年主推一款由英国设计师贾斯珀·莫里森(Jasper Morrison)设计的表,号称“Supernormal”风格,就是极度低调的意思。雷达一年生产40万只表,中国是最大的市场。他们进入中国几十年,一直被当成奢侈品。自从中国人对奢侈品的眼界宽阔了以后,雷达逐渐退到二线品牌。我问雷达的CEO罗兰·司徒勒,怎么看待自己的定位?

  他非常坦然地说:“这就是我们的位置啊。宝玑、蒂凡尼,它们处于奢侈品的顶端,但我们有属于我们的位置。在Swatch集团,我们有非常清晰的品牌定位,每个品牌都有它自己的任务,从价位、产品、宣传、销售到赞助活动,保证我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,而是合力对外。”

  日本的精工和西铁城在1号厅最靠里的一个角落。在众多欧洲奢侈品的压力下,日本人显得一如既往的谦恭。但精工今年主推一系列Spring Drive产品线,也打算进入奢侈品市场。日本人在技术创新上的确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,他们花了28年研发出Spring Drive机芯,90%的机械加上10%的石英,就像汽车里的混合动力引擎,每天的误差能降到1秒钟。

  我们在Le Solliat采访老制表师菲利普·杜佛时,他对这种新的机芯技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焦虑。他认为,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革新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“石英表入侵”的历史很可能会重演。但是,瑞士钟表业的大企业家们似乎没有人在意。

  在他们看来,现在的手表是奢侈,是时尚,是个性,是身份认同,唯独与报时无关。准确性的问题如果日本人愿意关心,就交给他们去关心吧。正如托马斯·莫夫所说的,“日本表质量很好,但只要它是来自日本,就不是奢侈品”。

  这样的强词夺理,却又让人无比信服。我突然意识到,原来瑞士钟表的价值,是整个老欧洲的精魂在游荡。我身处的1号厅又叫“梦之厅”,是6个展厅中最大最奢华的一个,往来其间金发碧眼、人高马大的欧洲人,的确给亚洲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

  关于一个国家、一种文明的想象,被注入到一个具体的商品里,这种移情现象并不少见,就像法国红酒、德国汽车、意大利鞋。人们关于瑞士的种种想象,品质、精准、可靠、公正、中立、良好的教育、古老的工艺传统、雪山里的阁楼作坊,都被注入对瑞士钟表的想象中,从而创造了一种气场,一个光环,一件梦的衣裳。人们爱瑞士手表,爱的是其中的沉静、持久、时光流转、岁月变迁的感觉。但是,这个梦真的会一直做下去吗?

  其实,在手表发明之前,世界上最好的钟表来自英国。14世纪初,英国、法国的教堂等建筑物上最早出现了机械报时钟,因为报时钟的运行需要持续的动力来源,所以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绳索悬挂重物,利用地心引力产生的重力作用带动一系列的运转。

  直到16世纪中叶,瑞士人才线世纪,瑞士出现了大批才华横溢的钟表大师,比如亚伯拉罕·路易·宝玑,他因为发明陀飞轮而被尊为“表圣”。钟表的整个工业化过程,就是在这个时期在瑞士得以完成。一开始,钟表制造业集中在日内瓦,然后扩散到汝拉山脉。1785年,瑞士已经有2万多人在日内瓦从事钟表业,每年生产8.5万只手表。

 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,瑞士人才开始制造可以戴在手腕上而不是装在口袋里的怀表。“手表”立刻成了交战双方军士们的心爱之物。现在仍然有一种专门的表,叫军官表,今年百达翡丽就推出了一款男式黄金军官表Calatrava 5153J。很少男人会不动心,如果忽略2.5万美元标价的线年,瑞士钟表业的发展一帆风顺。1926年,劳力士发明了完全防水的腕表表壳,命名为“蚝式表”(Oyster)。第二年,英国游泳女选手梅赛德丝·格丽兹(Mercedes Gleitze)戴着这块表横渡英吉利海峡,这个事件刺激了当时很多人对手表的兴趣,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钟表从怀表到腕表的转变。

  直到1965年,精明的日本人发明了石英表。其实,石英技术是瑞士人发明的,但当时整个行业的傲慢与短视让他们错过了机会。石英表相比机械表有两个致命的特点:极端便宜,极端准确。事实上,它比任何昂贵、复杂、精细的瑞士机械表更准确。

  日本表的冲击是灾难性的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整个瑞士钟表业溃不成军,很多世代相传的机械表品牌破产,6万多名钟表工匠失业,只有极少数一些高端品牌靠着过去的积累苦苦支撑。也有一些公司试图生产自己的石英机芯,但又不肯放下架子,要价极高,根本卖不出去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,整个瑞士钟表业只剩下1.5万多人。

  Swatch不是“瑞士钟表”(Swiss Watch),而是“Second Watch”(第二个手表)的缩写。当时一块石英表需要91个部件,而Swatch只需51个部件。高质量、低价格、生活的乐趣,又是瑞士制造,Swatch迅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失地,尤其在美国市场大获成功。直到今天,瑞士钟表业每年生产2500万块手表,其中1500万到2000万块是Swatch。

  随着“瑞士手表”中引进的组件越来越多,瑞士联邦计划把“瑞士制造”的比例从50%提高到60%,以保护“瑞士制造”的价值。这个提议还没有最终被通过,已经在瑞士钟表业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很多人认为,这是瑞士钟表业自毁长城,在国际竞争中让使自己处于劣势;也有人认为,提高比例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,只有将“价值的比例”改为“组件的比例”,这样才能真正保护“瑞士制造”的品牌纯度。

  上世纪90年代后期,瑞士钟表业已经完全恢复元气,集团化作战的方式使他们牢牢占据全世界70%的市场份额。但是,在这样密不透风的瑞士军团中,居然会有理查德·米勒(Richard Mille)这样的未来派品牌异军突起,是一件挺怪的事情。

  理查德·米勒的崛起不过8年时间,黄金城彩票但他的买家个个非富即贵,好像根本不在乎花多少钱。我问他,成功的秘诀是什么?他说:“唯一的秘诀就是,与过去彻底地决裂,就像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的艺术一样。既然我们有21世纪的技术和材料,就应该做21世纪的手表。所有的品牌都在谈过去、传统、历史,但我只看未来。”

  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《如果上帝是瑞士人》。他告诉我,“如果上帝是瑞士人,人类的麻烦就大了,也许他今天还在等待创世纪的最佳时机。既然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得不错,应该感谢上帝不是瑞士人”。那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集子,用一些很搞笑的故事和人物,来描述瑞士人的国民性。事实上,我在瑞士遇到过那么几个人,都挺像他小说里的主人公。

  有一次,去往卢塞恩的火车上,一个40多岁的瑞士人跟我攀谈起来。他的英文不好,结结巴巴,绕来绕去,似乎就为了表达一个意思:他爱标准德语,但瑞士人打心眼里不喜欢标准德语,这让他非常痛心。然后,他拿出瑞士地图,给我细细讲解每个地方方言在发音上的差异,不时哼上几句地方民谣,再加上一点语焉不详的历史,完全不管我听不听得懂,或者是否感兴趣。但他脸上那种陶醉的表情,加上中国人的教养,就让我很不好意思打断他。

  他正在写一本新书,大致是讲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,瑞士人必须形成一种新的意识——对全球来说,每一点都是中心,世界上任何一个点发生的问题,都会在其余地区产生影响。“瑞士人一向认为自己很特殊,能够置身事外。我们并不是害怕中国或者亚洲的崛起,而是害怕那种必须依赖于另外一个国家、另外一种力量的感觉。比如现在我们讨论经济问题,就必须讨论中国问题,无可回避。世界不可能不变化,不可能没有得失,有些东西注定要失去,但你要从中获得新的东西,这才是重要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害怕瑞士的改变,因为瑞士的改变,是整个世界的问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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